昆明市

主臥室的記憶就這樣成為我考古自己，最早期的文明。

我們沙灘車很專業啦，任何產業都有老鼠屎，你們潛水教練也一堆很爛的啊。」是的，沙灘車和潛水都會出意外，那差別何在呢？我覺得最大差別是由「監督管理機制」所維繫的穩定品質。

而不考慮相關法律的情況下，前段提到的海岸風景、森林動物都屬於「準私有財」，也就是資源雖然是大家的，但我有機會獨佔它（敵對），大家各憑本事（不排它）。即使如此，我仍時刻擔心安全問題，例如：客人自身有狀況隱瞞、未遵照SOP、自然環境變化都可能造成危險，我們只能努力提高專業，盡可能將風險降至最低。那麼，就來說說我對台灣「沙灘車」類型活動的看法（含一般體驗、飆沙、越野）。青年來了，他們開了民宿，用自然共生的觀念接待旅人。而我認為，這類不考慮永續的觀光業經營思維，長遠看來統統不值得鼓勵，因為消耗環境賺快錢，就是在害死下一代。

（具體事件和相關討論，可參考李志芬在「花蓮同鄉會」發布的討論串） 永續發展：哪一類的觀光活動，才能永續經營？ 公共財是不具備「排他性」和「敵對性」的資源，講白了就是大家都享受得到，我使用也不會讓你用不到，例如燈光、國民教育。我在保育單位從事志工活動多年，早對沙灘／越野活動積怨甚深，至於是什麼事？例如下列這則新聞： 囂張沙灘車夜逐墾丁梅花鹿違法逾30年。「社會安定說」亦正亦邪，具有永恆的複雜內涵和宣傳魅力。

直到林宗義（宗人之兄）出面倡議平反二二八，吳家才猜出這位同事的家世。國民黨政府以族群問題築起防火牆，隱身於外省族群背後，在社會和諧的藉口下，迴避了應該面對的責任，此種方式日後成為不斷被延用的二二八論述基調。正邪之分，取決於倡議此說的當權者，是民主政權還是專制政權。或者說，國民黨把應為二二八負責的「戰後劫收和鎮壓的外省人」（少數），嫁接到不須為二二八負責的「一九四九年隨國府來台的外省人」（大多數），使後者產生恐慌心理

正邪之分，取決於倡議此說的當權者，是民主政權還是專制政權。陳澄波之妻張捷一再交代子女：出去外面不要講起父親的事，也不要管政治。

無獨有偶，吳蕭宏在彰銀另一位同事林宗人，是林茂生之子，兩家也互不知道對方身分。補充一點，將種種問題的矛頭都指向民進黨，套用陳翠蓮的說法，日後成為國民黨、乃至國共兩黨「不斷延用的論述基調」。如廖進平之子廖德政在實踐家專和輔仁大學任教時，與吳鴻麒之妻楊𤆬治同事，但雙方不提二二八，因此互不知道對方是受難家屬。蕭朝金之妻李錦棉終其一生對二二八隻字不提。

同樣的，蘇憲章之女蘇美南也說：「媽媽教育我們的態度是：絕對不可提起爸爸，絕對不談二二八」。之後四十年，將二二八懸為厲禁，強迫人民失憶，都可視為對二二八真相的遁逃。尤其當年印象最深刻的大女兒，更是絕口不提此事，怕提起心情激動。【註3】這些例子匪夷所思，在正常社會不可能發生，之後也只有省工委地下黨員，因「單線領導」必須斷絕一切橫向聯繫，才會再度出現。

拂塵專案卷帙浩瀚，多達廿九卷，因為收錄許多官方秘而不宣的檔案，史料價值極高（雖然檔案在第一時間就將官方暴行過濾盡淨）。學者陳翠蓮分析： 新論述將「追究國民黨政府之責任」等同於「指控外省族群」，再等同於「破壞社會和諧」，不但未真正面對責任問題，反而巧妙地轉移了焦點。

」林旭屏之女林慧珠說：「我們都不喜歡提起二二八，不想再為這件事惹出不愉快的事。但與之不成正比的是論述部分，基本上重彈官方老調，惟在策略上調整，強調政府忍辱負重，訴求社會族群和諧（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相救案例），並指控海外人士「製造族群對立」。

」【註6】這時國民黨不僅隱身在外省族群背後，還隱身在「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人」背後，並將矛頭指向成立不久的民進黨。如國民黨營《中央日報》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八日社論：「民主政治需要全民的參與，但如果把四十餘年前的不幸往事，用來做為牟取一人之利或一黨之私的政治籌碼，而置社會安定於不顧，將和諧團結置於私利之後，不僅我們反對，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人都會一致反對。台灣人更想知道的是，在「族群和諧」、「社會安定」的表相下，這塊土地被隱藏了多少秘密，包括二二八。國民黨長期以「社會安定」為由壟斷政治資源，牟取一黨之私，在一九八○年代已然失效。直到林宗義（宗人之兄）出面倡議平反二二八，吳家才猜出這位同事的家世。」【註1】 受難家屬諱言二二八，產生「相識而不相知」的奇聞。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二二八論述在海外再掀熱潮，【註4】各種著作和紀念活動陸續推出。只因二二八的噤聲效應，使阮美姝和吳蕭宏互不知道對方身世。

這裡，我們再度看到國民黨的深沉謀略和「嫁接」功力。他們不是別人，正是從屠殺鎮壓到長期厲禁一手包辦的中國國民黨。

然而與此同時，卻有另一群人，繼續以各種方式躲避和逃離二二八。【註5】 筆者認為，國民黨在戒嚴時代，就一直強調鞏固領導中心，塑造團結、和諧、安定形象，並恆以陰謀論看待異議，視之為分化、對立、動亂之源，而在蔣經國執政後，更擅用開明包裝和操作技巧。

或者說，國民黨把應為二二八負責的「戰後劫收和鎮壓的外省人」（少數），嫁接到不須為二二八負責的「一九四九年隨國府來台的外省人」（大多數），使後者產生恐慌心理。由於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適值台灣「光復」和二二八的四十周年，而二二八是「光復說」最有力的反駁，國民黨當局考量時機，為求反制，乃成立「拂塵專案」，由國安局主導一場大型的資料收集與論述計畫，可視為二二八官方論述的彙編，並據此撰成《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一書，一九八六年於加州出版。同樣的，阮朝日之女阮美姝苦尋吳金鍊家屬多年，【註2】卻不知吳金鍊之子吳蕭宏不僅與她的大弟阮榮一在彰化銀行同事二十年，還曾去她的音樂教室學琴。「社會安定說」亦正亦邪，具有永恆的複雜內涵和宣傳魅力。

文：李禎祥 「心靈復歸」與「終極逃亡」 口述資料顯示，至少在戒嚴年代，即使在家裡或私下場合，許多受難者和家屬仍諱言二二八。這使它不敢也不願面對真相，而且在行動獵殺二二八的同時，心靈已經逃離二二八。

陳成岳之妻陳淑貞數十年避談丈夫的受難，其子問她，她說「我不知道，我想不起來」。事件之後，動員「民意」慰勞國軍、歌頌鎮壓。

」謝福清之子謝錦文則說：「以前都不敢講『二二八』這三個字……一講到二二八，好像就犯了什麼大罪，犯了什麼法……一直要到有民進黨後，我才敢講二二八。事件之初，將二二八定調為共黨煽動、日本影響的叛亂。

不過時移勢易，台灣終究以無數陣痛為代價，慢慢走向比較正常的社會。為此，從官方到民間，對於二二八不是不能說，就是要說謊。拂塵專案則是透過「族群和諧」的論述，巧妙操弄外省人加入國民黨對二二八的「心靈逃亡」。兩者都是形勢所迫：省工委為了革命，二二八家屬為了保命。

雖有不少第一代受難家屬（特別是遺孀）絕口不提，但第二代家屬比較願意述說，因此才有諸多口述史問世，這一點，可視為「心靈逃亡的復歸」。雖說是受難，活在台灣，卻像是人生紀錄裡的一個污點。

國民黨政府以族群問題築起防火牆，隱身於外省族群背後，在社會和諧的藉口下，迴避了應該面對的責任，此種方式日後成為不斷被延用的二二八論述基調這段記憶太過普通，普通到難以是虛構的。

父親喊卡，換了鏡位，再來一次。在那座辦公室裡面，還有會客的座椅。